佛教是如何引起“通货膨胀”的？

佛教在汉朝传入我国，对我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佛教思想同儒家一样，是构建中国文化内核和思维方式的的基石。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政治、文化、习俗，甚至日常的语言都受到佛家影响，比如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真相”、“真谛”、“精进”都源自于佛教。

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个看似与佛教和佛家文化无关的领域是如何受到佛教影响的。从南朝梁武帝时期的一次“通货膨胀”讲起，介绍佛教是如何影响古代的货币政策的。

古代笃信佛教的皇帝很多，不管是在正史还是野史中出家做和尚或是和尚去做皇帝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果要在这其中找到一个对佛教最痴迷的人，那南朝的梁武帝应该能名列前茅。整个南朝是一个佛教很兴盛的时代，所以才有“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观。首先介绍一下梁武帝其人，在南北朝那个混乱的时代，他是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位皇帝中，梁武帝绝对能算的上是一位好皇帝，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勤于政事，而且梁武帝的节俭是出名的，所以才有史书记载的“一冠三年，一被二年”的赞誉。

但是梁武帝在一件事情上特别舍得花钱—造佛像。

作为佛陀的狂热粉丝梁武帝特别迷恋给佛陀造像。《高僧传》卷十三记载：

“率合同缘欲改造丈八无量寿像以申厥志。始鸠集金铜……匠本量佛身四万斤铜。融泻已竭尚未至胸。百姓送铜不可称计。投诸炉治随铸而模内不满。犹自如先又驰启闻。敕给功德铜三千斤。”

制作佛像的材料大部分是金、铜等贵金属，铜作为当时主要的货币材料，开采冶炼的难度很高，如此大规模的使用铜来造佛像，势必影响市面上流通的铜钱的数量。实际上，造佛像大部分的铜也是通过熔炼铜钱而来的，高僧传中有记载“又有大钱二枚犹见在衣条”，在佛像上仍可以看到尚未熔炼的铜钱。

在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人口大规模的南迁，带来了大量的人力，南朝的几个朝代都注重发展商业，对商业税的税收很轻，只有百分之四，所以带来了商业的繁荣，《隋书·食货志》有记载：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

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商品的繁荣必定带来货币发行量的增加，那个时候的货币主要是铜，而大量的铜被用来铸造铜像，所以梁武帝也要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梁武帝想到的方法是用更容易获得的铁来铸造钱币，这就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幕，以铁为币。用铁币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铁便宜，并且容易获得，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货币贬值了，货币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再加上制作铁币的成本很低，所以导致了私铸钱币泛滥，市场上流通的铁币一时间大量增加，又加剧了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疯涨，正如史书中记载的“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

梁武帝这样大规模的修建寺院，建造佛像并没有造福民众，相反的造成了通货膨胀，搞得民穷财尽。而佛教也并没有认可梁武帝的这样的行为，史书记载梁武帝和达摩祖师的如下对话：

当年梁武帝问达摩祖师：“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达摩祖师回答：“无功德。”梁武帝问：“何以无功德?”达摩祖师回答：“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达摩祖师回答：“无功德。

我们不去探讨深刻的佛理，但是从梁武帝和达摩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来佛教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的造像行为也是不认可的。

实际上在我国古代，佛像和铜钱之间一直是一对矛盾，上文中写的梁武帝是用铜钱去铸造佛像造成了通货膨胀，而与之相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佛家有著名的“三武之难”，说的是历史上三次官方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周武帝在建德三年五月大规模的废佛毁像，同年六月就开始铸造以一当十的五行大布钱。唐武宗更是直接明言“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灭佛之后货币流入市场，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但这一时期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并不是佛教造成的，其本质是梁武帝的个人爱好对佛教产生的权力效应。对于皇帝而言，如果他自己有了某种爱好，所有的人都会去迎合他的爱好，进而利用皇帝爱好达成个人的目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对明君的标准之一就是不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因为一旦有自己的喜好，就会被权力放大，这就是所谓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梁武帝造佛像引起的通货膨胀和“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实质是一样的。民间曾流传清朝的皇帝有“吃菜不许过三匙”的祖训，连自己喜欢吃的菜都不能多吃，这也是为什么皇帝叫“寡人”的原因之一吧。

参考资料：《陈寅恪魏晋南北朝演讲实录》、《隋书》、《高僧传》